从杨兰兰事件看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的机遇与挑战

近期，一场发生在悉尼的豪车事故，使杨兰兰这一名字在社交媒体引起广泛关注。尽管其个人财富的来源未有确证，但事件再次引发了关于中国资本在澳大利亚流动的广泛讨论。近年来，无论是出于资产配置、家族财富转移，还是企业对矿产、能源和农产品的布局，中国资金不断通过各种方式流向澳大利亚。而这些资金的跨境，不仅面临澳大利亚当地的审查，更首先受制于中国境内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。

一、中国境内：ODI（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）备案／审批要求

对于中国企业而言，赴澳投资必须跨过境内的制度门槛。根据现行的境外直接投资（ODI）管理框架，企业在进行矿业投资、收购澳洲公司、设立分支机构或持股入股之前，需根据投资性质、金额和行业属性履行备案或审批程序。如果涉及能源、矿产、军事军工、新闻传媒或敏感国家和地区，则需要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审批；而对于金额较小、行业非敏感的普通投资，则可以通过备案或报备程序完成。这类备案虽然程序相对简化，但仍需提交资金来源、项目规划和经营说明等材料，确保投资合规。

金额的高低同样是关键因素。三亿美元通常被视为重要的门槛，等于或超过这一数额的项目，往往需要国家部委的审批，而不足该数额的非敏感类投资，则可在地方商务主管部门或发改委备案。这意味着，大额投资与战略性行业投资，都必须接受更严格的审查。与此同时，投资涉及核心技术、资源开采、稀土、文化传媒等敏感领域时，审查力度也会显著提高。审查不仅限于产业属性，还可能延伸到能耗、环保标准以及安全生产规范，尤其是在目标国自身环境监管较为严格的情况下，例如西澳大利亚州的矿业项目。

即便完成备案或审批，企业在投资之后也必须履行持续的报告义务。通常包括年度报告、运营情况说明以及境外注册信息的披露，如果企业在海外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，还需在中国驻外使馆或领馆登记。此外，审批与备案的效力并非无限期存在。如果在获批两年内没有实质性投资或资产投放，相关文件可能失效，企业需重新启动申请程序。同样，如果企业改变了投资的规模、地点、出资比例或经营方向，也需要重新报批或备案。这些制度设计使得 ODI 审批体系不仅是事前把关，更是动态监管。

二、澳大利亚当地：外商投资准入 + FIRB + 矿业投资的特殊要求

然而，顺利跨过境内审批，只是迈出的第一步。抵达澳大利亚后，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（FIRB）的审查环节往往更为严格。根据澳大利亚法律，外国投资者收购企业股权、矿产勘探权或生产许可、土地使用权等，都必须事先获得批准。特别是当投资者背景与外国政府存在联系时，无论金额大小，都会触发国家利益审查。这意味着，很多中资企业，尤其是国有企业或背后存在政府股东的公司，即使在技术层面具备优势，也可能因政治与安全考虑而遭遇阻碍。

矿产和能源是中资赴澳投资的核心领域。铁矿石和煤炭长期是中澳贸易的支柱，而随着新能源产业链的发展，锂矿、镍矿和稀土成为新的战略目标。对于中国而言，这些资源直接关系到电动车和清洁能源产业的供应链安全。然而，正因其战略意义，澳大利亚在审批时会格外关注所有权结构和控制权分配。部分中资企业因此选择以绿地投资方式进入，即在当地新建工厂或项目，以此绕开股权收购带来的敏感性。同时，合资模式也成为一种常见路径，通过引入本地合作方分担持股比例和治理权，以降低触发国家安全审查的概率。

除矿业外，房地产和农业亦是中国资金在澳的重要落点。悉尼和墨尔本的房产市场曾因中资涌入而出现价格飙升，直至澳方出台更严厉的外资购房限制。农业方面，澳大利亚是全球重要的牛肉、乳制品出口国，中国投资者通过收购牧场和食品企业，不仅实现了资产配置，还拓展了供应链控制。然而，这些投资同样需要满足 FIRB 的合规要求，尤其是涉及大面积农地或靠近战略设施的土地时。

三、建议 &对策

为降低被拒或者被要求撤资的风险，中资企业在投资澳洲特别是矿业或敏感行业时，可以考虑以下策略：

• 提前准备尽调材料：包括资金来源、控制结构、董事／股东背景、历史项目记录、税务和合规记录。透明性越高，被信任的可能性越大。

• 避免控制性质的股权结构：如果可能，将投资设计成少数股权或无控制权，以避免“被视为控制性投资”的监管红线。

• 使用绿地投资方式或者项目合资方式：自己在澳洲开新的厂房，或者与当地法律及社会环境熟悉的合作方合资，这样能减轻审查力度。

• 理解并遵守当地土地或矿权许可法规：澳洲矿权制度中“tenement”、探矿许可（exploration license）、生产许可等每个阶段都受联邦或州法规管控，要知道在你投资的州（比如西澳、昆士兰等），特定矿权是否属于国家安全用地或是否有环保与土著土地争议。

• 做好政策与国家利益的评估：稀土、重矿等资源关乎国家安全的可能性比较高。即使投资标准业务良好，也有可能因为“国家利益”被要求撤股。

• 双边与国际条约注意：确认双方在投资目的国与中国是否有投资保护协定、双重征税协定、技术出口与贸易规则等，避免法律冲突或被“政治因素”牵扯。

综合来看，“双重监管”构成了中资企业赴澳投资的合规图景。一方面，境内的 ODI 管理制度关注资金外流的合理性与产业导向，强调资本是否符合国家战略；另一方面，澳大利亚的 FIRB 审查则以国家利益为核心，重点在于外资是否可能影响资源安全、基础设施安全或社会敏感行业的控制权。两套制度在逻辑和目标上存在差异，但共同作用下，使得中资企业在赴澳投资时既要准备完善的境内备案与资金证明，又要提前评估澳方的产业安全和政治风险。